如果現行的市場化油價決定體系失靈，北美(及部分拉美產油國)完全可以通過限制石油出口，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區域能源體系，實行穩定的石油價格，而將世界其他地區置于油價劇烈動蕩的風險中。對于石油需求增長最為旺盛的亞洲發展中國家而言，超過50%的石油供應來自中東地區，這一地區的安全局勢正在日益惡化，然而美國“置身事外”的意圖十分明顯。兩種基準石油價格也開始無視東方因素，2014年以來，從烏克蘭危機到中東戰局激化，發生了一系列本應推高油價的事件，石油價格卻不斷下滑，這些變化都釋放出危險信號。
歷史的重大變局經常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拉開帷幕，石油領域也是如此。這種流淌的黑金自從一百余年前被挖掘出巨大的經濟價值后，在大部分時間保持價格穩定，迄今只發生過兩次劇烈震蕩：一次是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另一次正是現在。
70年代的石油危機開始于1973年，中東產油國對美國等以色列盟友實行石油禁運，在禁運實施的5個月內，油價從每桶3美元上升到接近12美元。這并不是高潮，6年后的伊朗革命導致國際油價再次翻番，于1980年達到30美元以上。這場危機結束的方式同樣頗具戲劇性，80年代初，石油供應量突然從“短缺”轉為所謂的“過剩”，并發生斷崖式下跌。到1986年，達到每桶接近10美元。
考慮到美元在那段時期大幅貶值，1980年的30美元大約相當于1986年的50美元左右，以及1971年的15美元左右。也就是說，油價在7年內翻了5倍，又在6年內縮水5倍。二戰后形成的經濟格局在這種劇烈震蕩中被徹底打破，西方發達國家的短暫衰退促成了新自由主義轉向的經濟改革;石油出口國的經濟狀況遭遇大起大落，蘇聯經濟在油價大跌中遭受沉重打擊，這被認為是其后來解體的重要誘因之一;拉美石油出口國也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
現在持續中的這次油價震蕩始于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2004年國際油價偏離了持續20年30美元/桶以下的穩定狀態，上漲到40美元以上，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到2008年7月達到140美元以上的歷史高價。緊接著，斷崖式下跌的歷史重演，雷曼破產不但成為全球金融危機的開端，也是壓倒油價的最后一根稻草。2008年12月油價跌回30美元附近，短短5個月內縮水近5倍。2009年以后油價再度飆升，2012年達到120美元左右，之后于2014年年中開始下滑，暴跌至40美元一線。截至2015年6月15日，美國WTI原油現貨報收于59.53美元，歐洲布倫特原油報收于60.99美元，比起2012年的高點幾近腰斬。
這并不是結局，國際油價目前仍處于極度不穩定狀態，任何微小的波動都令交易者膽戰心驚，對于未來方向的預判分歧嚴重。油價會重演上次波動的“劇本”、跌回上漲初期的30美元，還是會一騎絕塵而上、誘發新的能源危機，抑或穩定在當前的水平?方向預判的分歧引發了對背后原因的各種“陰謀論”解釋：有人說，美國想要操縱油價下跌，為的是拖垮俄羅斯經濟;有人說，美國想要油價上漲，以維護國內的頁巖油/頁巖氣開采革命，而意圖打壓油價的是以沙特為代表的中東國家，他們意圖將美國的頁巖氣革命扼殺于高成本中，以防止國際石油市場出現新的競爭者。種種截然相反的解釋，搞得美國這個“幕后黑手”狀如精神分裂。
事實上，油價波動的直接原因從來沒有改變過，那就是貿易過程中的供需平衡。確切地說，自10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始終都是美國一個國家(沒錯，獨此一家)的石油貿易情況決定了全球的油價變化。然而，這一關鍵因素多年來被有意或無意地與全球總體供需平衡相混淆。現在，隨著美國借頁巖氣革命拋出“能源自給”預期，這層窗戶紙已經被捅破。一場迥異于70年代石油危機的大變局，正在悄無聲息地蔓延。
石油峰值論“死灰復燃”
在全球石油供需關系長期保持平衡的情況下，大量的新聞媒體、政治家和評論家依然傾向于用供需論來解釋油價波動。這種情況耐人尋味。
這次油價震蕩背后，涌現出許多理論變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峰值論被重新捧上神壇。在該理論引導下，人們再次關注全球石油總體供需關系的改變，并且被說服相信，這次油價上漲的根源，是亞洲國家需求量的增加。
1956年，美國地質學家赫伯特(Marion King Hubbert)發表了關于石油峰值論的著名論文。他的觀點十分容易理解，石油作為總量有限的非可再生資源，其產量一定將在某個時刻達到峰值，并走向下降趨勢。赫伯特的特別之處，是用純理論推導的方式給出了精確的時間點預測。在1956年的論文中，他認為美國的石油產量有兩種可能性，不是在1965年達到峰值，就是在1970年達到峰值。歷史證明，赫伯特的后一種預測完全符合事實。
赫伯特的理論或許是正確的，但生不逢時。他發表論文4年后，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正式成立，石油出口國開始積極尋求對價格的控制權，石油峰值論為油價上漲提供了完美的理論基礎。70年代的石油危機中，這一理論更加劇了西方國家的恐懼情緒，為油價飆升推波助瀾。80年代，美國為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維護美元地位，需要以美元計價的油價維持低位，而且，正如下文將論述，這一目標得以成功實現。赫伯特于1989年去世，在他有生之年，石油峰值論不符合任何西方發達國家的戰略利益。而油價在80年代前半葉大跌，也成為這一理論的反證。因此，雖然主流學者并未大規模批判赫伯特的理論，“陰謀論”式的詆毀卻在民間蔓延，有人說赫伯特被石油公司“收買”才發表這一理論，更有人活靈活現地描述赫伯特去世前如何為“撒謊”而流淚懺悔。
然而，最近幾年，被打入冷宮的石油峰值論重新引起重視。人們翻出1956年赫伯特的論文，發現他對美國以后50年石油產量的預測大體正確。例如，他預測截至2005年，美國石油累計總產量為1782億桶，而實際數值為1764億桶，準確度可謂驚人。一些學者開始為赫伯特“正名”，認為70年代的油價上漲，根本原因在于美國和大部分歐洲國家的石油產量在1970年前后達到峰值，所謂“中東危機”只是政治家的幌子。
有趣的是，這群石油峰值論“復興派”大部分也是頁巖油革命的鼓吹者，因為赫伯特預測的準確性到2005年戛然而止。在那之后，由于頁巖油、凝析油等輕致密油(light tight oil)產量的提升，美國石油產量脫離了赫伯特的預測曲線，轉而上升。先論證赫伯特理論正確，再贊頌頁巖油革命打破石油峰值宿命的“豐功偉績”，成為這部分人追捧赫伯特的重要動機。
人們追捧石油峰值論的另一個動機，是因為它可以用來解釋油價的上漲。雖然北美、歐洲和非洲的石油需求量并未增加，甚至呈現出下降趨勢，但亞洲的石油需求量在2001年以后陡然增加，其中2001~2006年的需求量比上一個五年幾乎翻倍，兩個人口大國——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及城鎮化，是亞洲石油需求增長的主因。
然而，油價上漲的“需求增加論”似是而非，因為總體而言，石油供給量也在上漲，雖然與需求上漲的速度并不完全同步，但全球石油供需大體處于平衡狀態，特別是判斷供需平衡的重要指標——歐佩克(OPEC)國家的有效剩余產能，除了2002~2005年受伊拉克戰爭和亞洲需求陡增的雙重影響而下降外，其余時間始終保持在較高水平，顯示主要石油出口國的產量仍有充裕的增加空間。
在赫伯特1956年的論文中，認為全球石油產量將在1998年左右達到峰值。現在這個期限已經遠遠過去，石油產量毫無見頂跡象。作為一名美國地質學家，赫伯特對美國本土石油儲量的估計是有一定準確度的(前提是拋去非傳統石油——如頁巖油革命的因素)，但他對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中東地區的潛在儲量并不了解。全球范圍內的石油峰值久久沒有到來，這正是讓油價“供需決定論”擁護者沮喪的事實。
令人費解的是，在全球石油供需關系長期保持平衡的情況下，大量的新聞媒體、政治家和評論家依然傾向于用供需論來解釋油價波動，這種情況耐人尋味。事實上，原因在于供需與貿易范疇的混淆。價格由供需關系決定，這個經濟學原理在石油上當然適用，但全球總體供需并不等同于某個特定時間段貿易的供需，更不等同于美國一個國家(及其商品期貨市場)石油貿易的供需，然而，恰恰是最后一個因素在長達百年的歷史中深刻影響著全世界的石油價格，并因此帶來了油價決定機制的錯位。
半個世紀的謊言
70~80年代的油價劇烈震蕩既不是中東對美石油禁運的結果，也不能簡單用供需關系來解釋。
要解讀油價決定機制的錯位，可以從一個簡單問題入手：美國對中東產油國是否存在“能源依賴”?如果從媒體報道和政治家言論來判斷，這一點是確定的。幾十年來，美國政治家把“能源獨立”喊得震天響，每次大選都會把“擺脫對中東石油的依賴”作為話題之一。近半個世紀前那場石油危機讓年長的美國人心有余悸，加不起油、開不起車、工廠停工、工人失業……“都是中東對美國石油禁運害的”，這似乎成了無需爭辯的事實。
然而，在哈佛大學石油戰略專家萊昂納多·毛杰里(Leonardo Maugeri)看來，1970年代中東對美國的石油禁運在實際意義上根本“沒發生過”。首先中東國家雖然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卻沒有禁運美國在北約的重要盟友——英國和法國(理由是它們沒有允許美國支援以色列的飛機在其軍事基地起降)，美國完全可以先把石油運到這些歐洲國家，再從它們手中“進口”;第二，其實根本不需要轉運這么麻煩，美國公司可以修改油輪注冊信息，偽裝成其他國家的船只直接運走中東石油，這種做法甚至得到部分中東國家的鼓勵。據毛杰里撰寫的書中介紹，1969年科威特國王曾親自召見美國大使，暗示他發生石油禁運時美國可以這樣操作。
即便中東真的對美國嚴格實施石油禁運，美國的石油供應也不會受到很大影響，因為從一開始直到今天，中東從來就沒有成為美國的主要石油供應方。從中東進口的石油在美國進口石油總量中的占比只有10%~20%左右，其中還包含與沙特等國(以及70年代的伊朗)維護盟友關系所進行的貿易(而且，從另一個角度考慮，美國也完全可以“故意”從中東進口一部分石油，以誘導這些國家將美國視為重要能源貿易伙伴)。美國雖然是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但絕大部分進口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國同時向這兩個國家出口大量的石油制成品，本質上是北美經濟區的“內循環”。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美國依賴中東石油”儼然是個謊言。相信這個謊言的人或許忘記了一個事實：美國作為世界重要石油生產國的歷史，其實要早于中東國家。早在19世紀，以洛克菲勒為代表的石油巨頭就在西部土地中發現了豐富的石油資源，石油產業正是美國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壯大的源泉。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80%的石油供應來自美國，這也是美國在20世紀初奪取全球石油定價權——以墨西哥灣離岸價作為全球石油定價標準的原因。美國傳統石油的產量或許如赫伯特所預測，在1970年達到峰值，但鄰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委內瑞拉等拉美產油國都是石油儲量豐富且自身能源需求有限的國家，如果將這些國家考慮在內，北美區域性的“能源獨立”其實早已唾手可得，并非頁巖油革命之功。
由此可見，70~80年代的油價劇烈震蕩既不是中東對美石油禁運的結果，也不能簡單用供需關系來解釋。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爆發于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中，那就是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固定匯率的解體正是石油危機的誘因之一。在那之前，石油輸出國組織已經成立超過10年，國際油價并沒有快速上漲，而是跟此前一樣，維持2%左右的緩慢年增速。這是因為石油以美元計價，而美元幣值十分穩定，產油國在商定價格時并沒有將貨幣貶值的可能性考慮在內。
1971年美元的突然崩潰，讓產油國此前20多年里積累的美鈔大幅貶值，中東國家發現自己被美國“壓榨”了，進而產生報復性漲價的需求。即便沒有以色列這個導火索，油價暴漲也在所難免。當時伊朗是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國和美國的親密盟友，1973年，當巴列維國王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也憤怒地表示：“油價當然要上漲!你們賣給我們的小麥價格上漲了300%，白糖和水泥也是一樣，你們買去我們的原油，煉化加工后又賣回給我們，價格翻了上百倍!從現在起，你們要為石油多付多少錢才算公平?要我說，應該是10倍!”從1973年到1980年，不考慮通脹因素，油價的確上漲了10倍，巴列維國王一語成讖。
然而，美元貶值可以解釋油價1973~1980年的上漲，卻無法解釋1981~1986年的暴跌。在后一段時期，美國國內通脹率依然高企，油價反倒一落千丈。這是為什么?油價在80年代初期的暴跌，才是70~80年代那波油價震蕩中最值得解讀的部分。把握石油價格的決定權，對于美國的意義不僅是能源安全，更是維持美元地位的關鍵因素。美國在可以輕松實現區域性能源獨立的情況下，依然心甘情愿地綁在中東戰車上，“假裝”依賴中東石油，原因也正在于此。
“市場化”油價形成機制的奧妙
試圖從金融市場尋找石油定價體系漏洞的人們忽略的關鍵一點是：WTI原油期貨的確能夠反映現貨的價格趨勢，即石油供需變化的趨勢，但它反映的只是美國的石油供需變化。
1981~1986年國際油價的暴跌，原因簡單而老套——供需關系。全球貨幣體系的崩潰導致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陷入暫時性經濟衰退，對能源的需求減少，歐佩克按照其成立的宗旨，也開始削減石油產量，以維持油價。然而，令他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們越是削減供給，油價跌得越厲害。最終，承擔最多削減產量任務的沙特終于熬不住，于1985年“背叛組織”，以低于歐佩克協議的價格向美國出售石油，歐佩克對油價的影響力不復存在，全世界開始采取美國倡導的“市場化”石油定價方式。
然而，20世紀80年代初歐佩克“減產保價”失敗的重要原因，也正是這套“市場化”石油定價方式。美元與黃金脫鉤后，商品原來的定價體系不復存在，每種商品都要尋找一個新的“錨點”，以確定其參考價格。對于石油而言，一個透明性強、流動性好、實物交割方便、公平有效的交易市場，無疑是最理想的定價參考標準。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州小鎮庫欣(Cushing)交割的西德克薩斯輕質原油(WTI)因此進入人們的視野，對于其他國家的石油貿易商而言，WTI的一大好處是，你不必千里迢迢跑到那個美國中南部小鎮去交易這種原油，它已經被包裝成一種高級金融產品——期貨，自1983年上市交易開始，只需打個電話，就可以從紐約商業交易所(Nymex)獲得它的最新價格并參與交易。1988年，歐洲的布倫特輕質原油(Brent Blend)期貨在倫敦上市，只不過由于在時間上晚了幾年，錯過了油價大跌的好戲。
多年以來，對美國懷有敵意的“陰謀論者”和本著客觀目的進行研究的學者進行了無數次調查，建立了許多數學模型，試圖證明石油價格被金融市場參與者操縱了——幕后大佬或是見利忘義的華爾街銀行家，或是“密謀”搞垮別國經濟的美國政府。這些調查從未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最近的一次大規模調查甚至是官方機構——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組織的。這場在2008年進行的調查引起了輿論和學術界的大討論，以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對此怒不可遏。克魯格曼連續發表文章，指出普通大眾被陰謀論“蠱惑”情有可原，連經濟學家都開始建模型評估金融投機對石油價格的影響，簡直是學術界的恥辱。
克魯格曼的憤怒情有可原，(至少程序上的)公平、透明和有效是美國在金融領域稱霸世界的基礎，如果存在操縱和欺騙行為，這個市場必然難以長久。美國WTI原油期貨能夠迅速成為全球油價的參考標準，正是因為它能如實反映現貨價格變動趨勢，在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也曾推出一種原油期貨，與現有的WTI期貨形成競爭關系，但由于在實物交割上出現問題，迅速被投資者拋棄。由此可見，石油期貨價格形成機制是透明和有效的。
這些試圖從金融市場尋找石油定價體系漏洞的人們，或許錯過了問題的關鍵。WTI原油期貨的確能夠反映現貨的價格趨勢，即石油供需變化的趨勢，但它反映的只是美國的石油供需變化。如果是純粹的金融產品，某個地區或某個市場出現價格偏差，聞訊而來的套利資金能迅速修正其價格，但石油則不然，不僅運輸和儲存都需要時間和成本，品類差異也是一個巨大障礙。中東石油與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石油毫無可比性，根本無法增加后者的供給，因此中東國家無論怎樣調節產量，都無法影響WTI原油的供需關系。
更加糟糕的是，當20世紀80年代初歐佩克國家拼命減產時，美國本土石油卻在增產。這是一個“市場化”定價機制難以解釋的現象，為何美國石油公司在油價大跌的趨勢中依然選擇增加產量?不論動機為何，這樣做的結果是美國國內油價大跌，主要對美出口的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PEMEX)率先宣布參考WTI價格為石油出口定價，其他國家紛紛跟進，導致國際油價在1986年“失控”，徹底擊垮了歐佩克原本就很脆弱的定價聯盟。
成功壓制石油價格后，美元在國際上的購買力得以維系，美國迎來了高流動性和低通脹的黃金增長期。而油價大跌造成了美國最大的戰略對手——蘇聯的財政危機，成為壓垮這個當時惟一在軍事上能與之抗衡的超級大國的最后一根稻草，對于美國而言可謂一箭雙雕。
真正的變局
種種跡象表明，對于持續了半個世紀的“中東石油依賴論”，美國已經無意再偽裝下去了。
重溫歷史后，便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當前這場新變局。事實上，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之所以能夠用本國WTI定價“撬動”整個國際石油市場，并將這種定價體系維持至今，核心原因除了石油以美元結算外，更在于大部分石油出口國相信自己正在、或即將與美國發生緊密的能源貿易關系，因此愿意追隨美國國內的石油價格。在80~90年代，這種心態非常普遍，美國高能耗型經濟迅猛增長，這個國家看上去可以買下全世界的石油。但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美國已經無法繼續“假裝”自己依賴中東石油了，因為這些石油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向東方。
國際能源署2014年報告顯示，未來5年內，全球石油貿易的重心將加速向非經合組織(OECD)亞洲國家轉移。2013~2019年，該地區原油需求量將上漲430萬桶/日。其中，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到2019年末進口量將增長170萬桶/日，達到710萬桶/日(復合年增長率4.6%)。其他非OECD亞洲國家(包括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等)，到2019年將取代歐盟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地區，達到930萬桶/日。歐美的石油進口量將猛烈下跌，其中歐洲2019年的進口量預計為800萬桶/天，下跌140萬桶/天，復合年增長率為-2.6%。歐洲不會與亞洲爭奪中東石油，反倒有可能逐步加入石油出口的陣營中，隨著大量的歐洲煉油廠因勞動力不足停產，部分優質布倫特原油將運送到亞洲進行煉化加工。而美洲OECD國家的石油進口量將以-8.4%的復合年增長率飛速下滑，到2019年預計僅為220萬桶/日。
新的貿易格局下，每一個石油出口國都會明白，自己未來的收入取決于亞洲，被動參考美國原油期貨的定價模式將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一直緊貼WTI價格的歐洲布倫特原油價格從2010年底開始出現“背離”，與WTI的差價最高時達到每桶20美元以上，雖然后來差價再度縮小，但似乎預示了某種改變。
不過，布倫特原油依然是一種以美元定價的產品，加上美國與歐洲在政治、軍事和金融上的密切聯系，其獨立于美國油價運行的可能性不大。更何況它并不能代表未來石油貿易的中心——亞洲。事實上，近幾年WTI與布倫特原油這兩種基準石油的價格變化，跟全球總的供需關系已經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脫節，即這兩種基準石油價格的上漲，不能有效帶動供應量增加。
部分學者用拓展后的“石油峰值論”來解釋這個現象，2012年，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詹姆斯·莫里(James Murray)和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大衛·金(David King)在《自然》(Nature)期刊發表論文，提出石油峰值的本質并非儲量耗盡，而是隨著容易開采的資源減少，引發整體生產成本提高，即“廉價石油峰值論”。莫里和金推導認為，2005年是廉價石油達到峰值的“轉折點”，2005年之前，石油價格的上漲必然引起產量提升，2005年之后，產量對價格不再敏感，任油價飆升，產量卻巋然不動，可見廉價石油的產量已到極致。
然而，有另一種理論也可以解釋這一現象，那就是越來越多的雙邊石油貿易或許正通過美元之外的其他貨幣，或以物易物的方式進行，不再采納以這兩類基準原油為參考的市場化石油定價體系，進而導致“市場化”石油價格對供需調節的失靈。這種情況發展下去，或將引發國際石油價格形成機制的又一次變革。美國似乎也在為此做準備，“北美能源獨立”借頁巖油革命的東風，迅速為世人熟知。幾年前西方學者和研究機構還在討論“美國的石油進出口”，現在，他們談及石油貿易時更多把“美洲OECD國家”視為一個整體，強調區域能源獨立的事實。種種跡象表明，對于持續了半個世紀的“中東石油依賴論”，美國已經無意再偽裝下去了。
雖然西方研究者們正熱烈討論北美轉為石油凈出口地區的前景，但如果現行的市場化油價決定體系失靈，北美(及部分拉美產油國)完全可以通過限制石油出口，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區域能源體系，實行穩定的石油價格，而將世界其他地區置于油價劇烈動蕩的風險中。對于這種可能性，其他地區是否有充足的準備?對于石油需求增長最為旺盛的亞洲發展中國家而言，超過50%的石油供應來自中東地區，這一地區的安全局勢正在日益惡化，然而美國“置身事外”的意圖十分明顯，兩種基準石油價格也開始無視東方因素，2014年以來，從烏克蘭危機到中東戰局激化，發生了一系列本應推高油價的事件，石油價格卻不斷下滑，這些變化都釋放出危險信號。
目前在WTI和布倫特原油兩種基準油價外，存在多種替代選擇，如歐佩克一攬子價格(OPEC Basket Prices)、迪拜石油期貨價格等，但這些價格體系或缺乏獨立性(緊盯WTI和布倫特價格，并仍以美元計價)，或流動性差，無法獲得廣泛接受。現在，中國也即將推出面向海外投資者以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這是我國參與石油定價新體系的重要一步。然而，這場變局將是巨大和危險的，充滿了不確定性，中國需要從國家戰略的高度來決定參與的時機和方式，對于可能的挫折和失敗，應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安平縣振超金屬絲網制品廠生產石油振動篩網，石油泥漿過濾網，質量好價格優。
http://www.chinajsh88.com
